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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人觉得明朝内阁大学士乃是给皇帝撰写圣旨的秘书，没多大实际权力。然而事实上，在内阁制度发展至中后期时，诸如严嵩、张居正这般的首辅，其权力甚至于超越了往昔的丞相，皇帝反倒被他们引领操控。
从秘书班子到权力核心
1382年，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之际，的确仅将他们视作顾问，他单人废除丞相，独自处理全部奏章，每日需批阅二百多件公文，然而很快他便发觉，仅靠皇帝一人根本忙不过来，至明成祖朱棣时期，他开端让杨士奇等大学士参与政务处理，内阁正式形成。
然而，处于这个时候的内阁大学士，其品级仅仅为五品，相较于各部的尚书而言，要低出许多。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为皇帝审阅奏章，对要点进行整理，并提出建议却是没有决定权的。真正致使内阁权力急剧增长的是“票拟制度”浮现，也就是说，大学士会先使用小纸条书写上处理意见，将其粘贴在奏章之上，以此送给皇帝作为参考。
票拟制度让内阁掌握实权
明仁宗在位之时，以及明宣宗在位之时，票拟开始变成固定流程之举。内阁大学士于奏章之上所贴的“票签”，其上所写的意见称作“条旨”。皇帝看过之后，使用红笔进行批示，此乃“批红”。理论层面而言，最终决定权掌握在皇帝手中，然而实际上，皇帝变得愈发懒惰，诸多奏章直接依照内阁的意见便批复了。
英宗九岁登上皇位，此时票拟制度形成最终形态。小皇帝不懂政务之事，国家大事全依靠内阁大学士“三杨”处理。此后，内阁不再是皇帝的秘书机构，而是成为实际的决策核心。全国各地的奏章先送至内阁，由大学士商议得出处理办法，再交予皇帝走形式。
首辅制让一人独大
开始时，内阁内部不存在等级差异，所有人都是大学士，所处地位相同。然而，到了明朝中期，鉴于要有专人牵头从事协调工作这样的需求，首辅这一角色自然而然地得以形成。首辅等同于内阁的领导者，次辅以及群辅都得听从他的。在嘉靖年间，首辅所拥有的权力已然大到能够对其他阁臣的去留作出决定。
严嵩担任首辅之际，按照《明史》所记载的情况，文武百官在进行上奏之前，必定得先前往他的家中，当面完成汇报事宜，过后才可以将奏章呈递进皇宫之内。这就意味着严嵩会先行筛选一番，那些他不希望皇帝看到的内容，根本无法送达至皇帝跟前。张居正更为厉害，在他推行“万历新政”期间，差不多是以首辅之身份，替代皇帝去发号施令。
内阁的实际工作范围很广
遵循《明会典》的记载，内阁所掌管之事多达十八项，远超常人想象，除最核心的票拟与草拟诏书外，其还负责为皇帝授课，辅助太子读书，编纂史书，主持科举考试的出题及阅卷，更为关键的是，内阁掌控着起草遗诏与即位诏的权力。
老皇帝亡故后新皇帝登基的合法性文件由内阁撰写，这涵盖着特定意味。若内阁意图在新朝维持权力，于诏书里动手脚是完全可行的。并且，内阁把控着上传下达之通道，六部的公文得先经由内阁，才能够送至皇帝手中。如此便赋予了内阁篡改、扣留奏章的空间。
张居正和严嵩把首辅权力推向顶峰
嘉靖二十一年起，严嵩开始出任首辅，这一当便是连续的二十一年。他与嘉靖皇帝最为信赖的道士相互勾结，借由占卜所得结果去左右皇帝的决策。官员们若想获得官职晋升，就必定要给严嵩呈上礼物，所送礼物数量越多，官职提升速度便越快。此时的内阁首辅，事实上已然替代了皇帝在人事任免方面的权力。
张居正任首辅达十六年之久，其权力相较严嵩而言更为庞大了，他所推行的“一条鞭法”改革，全然是由内阁主导的，地方官员必定得执行，万历皇帝年幼之际，张居正竟然代替皇帝进行批红，待皇帝成年了想要夺回权力之时，却发觉朝廷上下到处都是张居正的人，根本无法撼动他，一直到张居正离世之后，万历皇帝才敢对他展开清算。
晚期内阁制度走向失控
张居正离世之后，万历皇帝对内阁萌生了极为强烈的不信任之感，他由此开启怠政模式，三十年都不临朝理政，然而这却致使内阁的权力愈发膨胀起来，原因在于皇帝不再过问事务，所有的政务只好由内阁自行去处理，到了天启年间，宦官魏忠贤掌控了“批红”之权，内阁首辅为了保住性命，不得不认魏忠贤做干爹。
崇祯皇帝登上皇位之后，对于内阁大臣是极其不信任的，在其在位的十七年时间里面，更换了五十个担任内阁首辅一职的人，他居然还采用过抓阄这样的办法来挑选阁臣，抓到哪一个那这个人就是阁臣 ，这样的做法致使没有人敢于承担责任，内阁如同空有其名的摆设，等到李自成攻入北京之际，明朝的内阁已然是彻底失去作用了。
明朝时，内阁起初作为加强皇权的工具，后来却转而成为对皇权构成威胁的一种存在，你可曾思考过，要是朱元璋知晓后世的内阁首辅拥有这般巨大的权力，那他当初还会不会毅然决然地废除丞相并设立内阁呢？欢迎于评论区分享你对此的看法，别忘了点赞转发，以使更多人得以目睹这段历史之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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